疫情猛于虎。
一場沒有硝煙的戰(zhàn)爭正在進行中。與2003年SARS暴發(fā)時不同，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發(fā)時，互聯(lián)網已成為主要的信息平臺，通過搜索引擎、信息流、社交網絡、社交媒體、新聞客戶端等，人們得以實時獲取疫情動態(tài)和防疫知識，也可以知曉和關切疫區(qū)人民的狀態(tài)。
有一點值得關注的是，2003年尚未出現(xiàn)的大數據，在這一次疫情中正在發(fā)揮作用。
1月27日，工業(yè)和信息化部副部長陳肇雄主持召開疫情防控大數據專家會商會，傳達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聯(lián)防聯(lián)控機制會議精神，研究部署大數據支撐服務疫情防控相關工作。
陳肇雄強調，疫情防控工作是一項極其嚴肅的政治任務，拖延不得、懈怠不得、馬虎不得，通信行業(yè)要講政治、顧大局，積極作為、協(xié)同配合，充分發(fā)揮專家組作用，建立專家會商、研判機制，突出科學性、時效性、合法性，運用大數據有效支撐服務疫情聯(lián)防聯(lián)控、精準施策。
分析出行信息數據
精準助力疫情防控
恐懼比病毒更可怕。
如果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和確診患者同乘過一輛車怎么辦？這幾天，“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患者同行程查詢工具”上線，用戶只要輸入日期、車次和地區(qū)等信息，就可以查到對應行程，確認自己是否曾與已披露的確診患者同行。
查詢工具開發(fā)者名叫童永鰲，他在網上看到“尋人，這些車次、航班上有確診患者”的帖子后，意識到這很必要，但圖片不方便查詢，于是想到用技術來實現(xiàn)快速查詢。
1月27日11時，他的八人小組開始行動。晚上10時半，初版上線。在當晚22時27分發(fā)布的朋友圈里，童永鰲寫道：感覺面對疫情有心無力也幫不上啥忙……于是花了一天時間和幾個朋友搜集了數據，搭了個小網頁，希望能有點用處。
就是這個“小網頁”，4天被訪問了3500萬次。由于要保證數據真實性，尋人車次等消息都由人工核實和錄入。“所幸人民日報已經承擔起部分提供線索和核實工作。”童永鰲說，程序會維護到整個疫情期結束，“我只是用自己擅長的方式做點小事情”。
此次新型肺炎疫情蔓延至今，技術的力量日益凸顯。
日前，百度公司向社會提供了名為“全國春運人員遷徙熱力圖”的城市數據。雖然這聽起來與病毒疫情似乎并沒有多大關系，但是有媒體還是從百度遷徙地圖的城市大數據中發(fā)現(xiàn)了一些有用的內容。
例如，輸入“武漢”后查詢可知，從1月10日春運大幕拉開，到1月22日春運第一階段高潮落下，其間從武漢(起始地)流向全國各地的城市客流量排名，與各地新型肺炎病例被發(fā)現(xiàn)的數量與時間早晚，有著一定的正相關關系。
據百度公司相關負責人介紹，春運期間的人口流向圖主要是基于下載了百度地圖App的用戶地理位置數據以及用戶自愿提供上傳的信息，并結合大數據分析和挖掘等技術總結描繪出的(由于下載基數較為可觀，因此我們認為這些數據具備一定的可信度)。此外，百度也對用戶關心的數據隱私問題作了補充性解釋，分析所用的數據皆為脫敏數據，所有處理環(huán)節(jié)均不涉及個體隱私。
從技術角度來看，有關部門和技術公司如果能夠利用不同維度的海量數據信息，譬如地圖數據、航空數據、移動通信數據、電商消費數據等，進行綜合建模和分析，能夠做出針對疫情的重大合理決策判斷。當然，這一切的前提是用戶同意公開，企業(yè)愿意共享相關數據。
在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、電子政務專家汪玉凱看來，在當前的非常時期，充分運用大數據的功能來加強疫情防控是沒有任何問題的。“比如通過對出行信息數據進行統(tǒng)計分析，可以對人員流動進行精準防范。借助大數據對整個疫情進行防控，對整個社會而言是當務之急。”
汪玉凱認為，由誰來提供信息和數據并不是特別重要的，無論是鐵路部門的數據還是互聯(lián)網公司的數據都應該及時為政府所用，為當前的疫情防控作出貢獻?；ヂ?lián)網公司在不同程度上掌握著各個方面的數據，特別是關于醫(yī)療健康方面的，這些數據在國家危難之際應該主動與政府共享，這樣可以有效提升數據的疫情防范能力。
利用數據追蹤疫情
并不侵犯個人隱私
在1月28日央視《新聞1+1》欄目中，國家衛(wèi)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李蘭娟院士連線白巖松時表示，專家正利用大數據技術梳理感染者的生活軌跡，追蹤人群接觸史，鎖定感染源及密切接觸人群，為疫情防控提供寶貴信息。
李蘭娟在連線中提到，某位患者曾表示自己并無重點疫區(qū)接觸史，但經過大數據排查，發(fā)現(xiàn)其至少接觸過3名來自重點疫區(qū)的潛在患病人士?？梢姶髷祿夹g通過追蹤移動軌跡、建立個體關系圖譜等，在精準定位疫情傳播路徑，防控疫情擴散方面的重要作用。
“這次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大數據在疫情防控過程中已經發(fā)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武漢市市長在新聞發(fā)布會上說，武漢從1月10日到23日流出了500萬人，這就是一個精準的大數據。”采訪中，汪玉凱告訴《法制日報》記者，百度還分析了500萬人的具體流向，60%到70%的人遷移到湖北各個地市，30%到40%流向全國各個省市和國外，因此各個省市都十分清楚武漢的人員流入情況，這對疫情的防控提供了精準的方向。
汪玉凱認為，隨著疫情的蔓延，大數據發(fā)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。大數據可以幫助分析疫情蔓延高峰期，人員是否存在二次感染等，起到有力的預防作用。通過大數據來控制人員的流向，這是利用大數據的進一步防范。
比如，北京全面停止省際公路交通，這一決定正是建立在大數據分析之上，同時對鐵路也進行了控制。而對于民航、高鐵則沒有進行控制，是因為這兩種方式可以進行嚴密的體溫檢測和出行方向控制。“全部交通阻斷對于經濟社會發(fā)展造成的損失是不可估量的，所以風險和安全之間要盡量找到平衡，而尋找這種平衡的方式就是要依靠精準大數據。”汪玉凱說。
此前，網上流傳的一張照片顯示，某省份運營商嘗試利用大數據畫像來幫助衛(wèi)生部門進行潛在疫情風險定位，其中從武漢漫游到某省、某省漫游到武漢的用戶數一目了然。
在業(yè)內人士看來，基于漫游數據，再結合號碼實名制的身份信息，理論上可以對疫區(qū)漫出人員進行追蹤和防控，進而降低乃至堵截疫情傳播。只要用戶不扔掉手機，不關閉手機，就可以被追蹤到。這里面有用戶隱私保護的問題，運營商自然是配合監(jiān)管部門進行梳理分析，在相關法律法規(guī)框架內對用戶大數據進行利用。
對此，也有評論提到了隱私保護的問題。采訪中，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、亞太網絡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劉德良認為，目前一種錯誤的隱私觀是將個人信息作為個人隱私，結果人人都在說隱私，但每個人在討論隱私時，卻是在不同的語境下進行的討論。
“這就導致了隱私無定論的后果。從法律意義上而言，隱私是由隱私權來保護的。法律在設立權利時一個基本的功能是定分止爭。權利的邊界也是自由的邊界，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，可以不受他人侵犯。同樣，法律在制定權利邊界的時候也應由公眾知悉。法律必須保障權利人和社會公眾的權益。目前隱私權的界定取決于個人，這就不符合法律制定的標準。”劉德良說。
劉德良認為，法律意義上的隱私應該是與社會利益、公共利益沒有直接關系，同時又直接與個人名譽、尊嚴直接相關的這部分個人信息。用個人信息來有效追蹤疫情是為了保護公共利益，并不涉及個人隱私，只有后續(xù)的個人信息濫用行為才會對個人隱私有損害。合理使用并不會對個人造成危害，相反會有利于促進社會安定，有利于社會治理安定。如果將其作為隱私，社會治理將無法進行，還會威脅他人健康。
建立暢通數據通道
提升整體防控能力
疫情面前，沒有人是孤島。相比17年前的SARS，互聯(lián)網尤其是大數據的作用，在本次抗擊疫情的過程中尤為明顯。最新疫情信息、各路專家解疑答惑、社交媒體上的患者求助和認證、多平臺防疫科普直播，以及普通人“網絡一線牽”的守望相助。募集物資、對接需求、講述自己的經歷，大家不再原子化地困在信息黑洞里，而是借由網絡，在虛擬世界獲得幫助、支撐和慰藉，連成一片。
實際上，從肺炎疫情的防控來看，大數據雖然已經在扮演相應角色，但還有很多可待深挖的地方。如果出現(xiàn)下一次疫情，大數據可以做什么，科技又可以做什么，防御疫情大數據還能做些什么？
在汪玉凱看來，加強數據共享是非常迫切的，省市之間、地方和地方之間、企業(yè)和政府之間、國內和國際之間都需要打通數據，圍繞疫情防控共享數據建立暢通的數據通道。將這個通道建起之后，就更能夠提升全國的整體防控能力，不再各自為戰(zhàn)。
同時，汪玉凱還提出，當前我國還沒有出臺個人信息保護法，對個人信息保護的制度和規(guī)范還不夠細化。因此，也有少數個人信息濫用的行為發(fā)生。“在這個非常時期中，第一是利用大數據進行疫情防范，第二也要盡量保護個人隱私。在大數據的使用過程中要最大范圍內考慮到個人隱私，避免對個人信息的濫用。這兩者需要進行權衡，顧全防御大局是首要考慮的。”
“大數據的功能十分強大，在預警、治理、后續(xù)治療等過程中都可以發(fā)揮自身作用。”劉德良認為，從這一次疫情的情況來看，大數據的預警功能沒有得到足夠重視，導致疫情蔓延如此迅速，沒有及時提升社會的警戒意識。
同時，大數據也可以在治理過程中發(fā)揮作用。在當前過程中，透過大數據分析，可以準確分析疫情的蔓延情況，有針對性的進行治理。在后續(xù)治療過程中，大數據也能發(fā)揮自身作用。“我們不能將其功能局限在當前的疫情分析上。大數據甚至還能幫助我們預防未來不可知的疫情。反過來說，當前的立法也要及時更新，積極促進大數據的發(fā)展。”劉德良說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內，數家互聯(lián)網公司通過自己的數據和技術能力，給有關部門提供了大量數據支撐，為傳染源(人員)的篩查、追蹤、控制和隔離作出了巨大貢獻。
但也有評論指出，這樣的數據共享行為是否具備合法性？網絡安全法并沒有給出例外的情形，能靠國家標準《個人信息安全規(guī)范》中關于同意的例外規(guī)定，抵御將來可能的法律糾紛嗎？
“數據共享行為還需要進一步區(qū)分，不能一概而論。在國家危難之際，如果這些數據與防范疫情相關聯(lián)，我認為并沒有違背法律，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舉措。但如果互聯(lián)網公司將這些數據作為營利之圖，進行商業(yè)應用，就不具備合法性。”汪玉凱說。
汪玉凱告訴《法制日報》記者，國家安全法和國家信息安全法也對個人信息安全進行了初步規(guī)定，但還遠遠不夠。在個人信息保護法出臺之前，規(guī)范個人信息還是以網絡信息安全法為準，但其規(guī)定并不細致，有很多模糊地帶。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立法問題也已經納入國家立法規(guī)劃之中。“在正式法律出臺之前，需要利用國家安全法、網絡信息安全法中對于個人信息的保護來進行調節(jié)，但是如果出現(xiàn)了法律條文范圍之外的問題，就要通過行政舉措或者其他措施進行彌補。同時這也在警示我們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(guī)。”
“如果按照傳統(tǒng)的偏執(zhí)的隱私觀念定義，大數據產業(yè)、數據共享行為乃至人工智能行業(yè)都難以發(fā)展。因此，我認為，只要不涉及法律意義上的隱私，則數據共享行為就具備合法性。”劉德良說，法律首先要反映現(xiàn)實，其次還要促進經濟社會的發(fā)展。此次疫情帶給我們的啟示就是需要轉變觀念，樹立正確的隱私觀，摒棄個人信息等同于個人隱私的錯誤觀念。在注重保護法律意義上的隱私的同時，還要防止濫用個人信息，做好后續(xù)防治工作。
一場沒有硝煙的戰(zhàn)爭正在進行中。與2003年SARS暴發(fā)時不同，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發(fā)時，互聯(lián)網已成為主要的信息平臺，通過搜索引擎、信息流、社交網絡、社交媒體、新聞客戶端等，人們得以實時獲取疫情動態(tài)和防疫知識，也可以知曉和關切疫區(qū)人民的狀態(tài)。
有一點值得關注的是，2003年尚未出現(xiàn)的大數據，在這一次疫情中正在發(fā)揮作用。
1月27日，工業(yè)和信息化部副部長陳肇雄主持召開疫情防控大數據專家會商會，傳達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聯(lián)防聯(lián)控機制會議精神，研究部署大數據支撐服務疫情防控相關工作。
陳肇雄強調，疫情防控工作是一項極其嚴肅的政治任務，拖延不得、懈怠不得、馬虎不得，通信行業(yè)要講政治、顧大局，積極作為、協(xié)同配合，充分發(fā)揮專家組作用，建立專家會商、研判機制，突出科學性、時效性、合法性，運用大數據有效支撐服務疫情聯(lián)防聯(lián)控、精準施策。
分析出行信息數據
精準助力疫情防控
恐懼比病毒更可怕。
如果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和確診患者同乘過一輛車怎么辦？這幾天，“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患者同行程查詢工具”上線，用戶只要輸入日期、車次和地區(qū)等信息，就可以查到對應行程，確認自己是否曾與已披露的確診患者同行。
查詢工具開發(fā)者名叫童永鰲，他在網上看到“尋人，這些車次、航班上有確診患者”的帖子后，意識到這很必要，但圖片不方便查詢，于是想到用技術來實現(xiàn)快速查詢。
1月27日11時，他的八人小組開始行動。晚上10時半，初版上線。在當晚22時27分發(fā)布的朋友圈里，童永鰲寫道：感覺面對疫情有心無力也幫不上啥忙……于是花了一天時間和幾個朋友搜集了數據，搭了個小網頁，希望能有點用處。
就是這個“小網頁”，4天被訪問了3500萬次。由于要保證數據真實性，尋人車次等消息都由人工核實和錄入。“所幸人民日報已經承擔起部分提供線索和核實工作。”童永鰲說，程序會維護到整個疫情期結束，“我只是用自己擅長的方式做點小事情”。
此次新型肺炎疫情蔓延至今，技術的力量日益凸顯。
日前，百度公司向社會提供了名為“全國春運人員遷徙熱力圖”的城市數據。雖然這聽起來與病毒疫情似乎并沒有多大關系，但是有媒體還是從百度遷徙地圖的城市大數據中發(fā)現(xiàn)了一些有用的內容。
例如，輸入“武漢”后查詢可知，從1月10日春運大幕拉開，到1月22日春運第一階段高潮落下，其間從武漢(起始地)流向全國各地的城市客流量排名，與各地新型肺炎病例被發(fā)現(xiàn)的數量與時間早晚，有著一定的正相關關系。
據百度公司相關負責人介紹，春運期間的人口流向圖主要是基于下載了百度地圖App的用戶地理位置數據以及用戶自愿提供上傳的信息，并結合大數據分析和挖掘等技術總結描繪出的(由于下載基數較為可觀，因此我們認為這些數據具備一定的可信度)。此外，百度也對用戶關心的數據隱私問題作了補充性解釋，分析所用的數據皆為脫敏數據，所有處理環(huán)節(jié)均不涉及個體隱私。
從技術角度來看，有關部門和技術公司如果能夠利用不同維度的海量數據信息，譬如地圖數據、航空數據、移動通信數據、電商消費數據等，進行綜合建模和分析，能夠做出針對疫情的重大合理決策判斷。當然，這一切的前提是用戶同意公開，企業(yè)愿意共享相關數據。
在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、電子政務專家汪玉凱看來，在當前的非常時期，充分運用大數據的功能來加強疫情防控是沒有任何問題的。“比如通過對出行信息數據進行統(tǒng)計分析，可以對人員流動進行精準防范。借助大數據對整個疫情進行防控，對整個社會而言是當務之急。”
汪玉凱認為，由誰來提供信息和數據并不是特別重要的，無論是鐵路部門的數據還是互聯(lián)網公司的數據都應該及時為政府所用，為當前的疫情防控作出貢獻?；ヂ?lián)網公司在不同程度上掌握著各個方面的數據，特別是關于醫(yī)療健康方面的，這些數據在國家危難之際應該主動與政府共享，這樣可以有效提升數據的疫情防范能力。
利用數據追蹤疫情
并不侵犯個人隱私
在1月28日央視《新聞1+1》欄目中，國家衛(wèi)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李蘭娟院士連線白巖松時表示，專家正利用大數據技術梳理感染者的生活軌跡，追蹤人群接觸史，鎖定感染源及密切接觸人群，為疫情防控提供寶貴信息。
李蘭娟在連線中提到，某位患者曾表示自己并無重點疫區(qū)接觸史，但經過大數據排查，發(fā)現(xiàn)其至少接觸過3名來自重點疫區(qū)的潛在患病人士?？梢姶髷祿夹g通過追蹤移動軌跡、建立個體關系圖譜等，在精準定位疫情傳播路徑，防控疫情擴散方面的重要作用。
“這次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大數據在疫情防控過程中已經發(fā)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武漢市市長在新聞發(fā)布會上說，武漢從1月10日到23日流出了500萬人，這就是一個精準的大數據。”采訪中，汪玉凱告訴《法制日報》記者，百度還分析了500萬人的具體流向，60%到70%的人遷移到湖北各個地市，30%到40%流向全國各個省市和國外，因此各個省市都十分清楚武漢的人員流入情況，這對疫情的防控提供了精準的方向。
汪玉凱認為，隨著疫情的蔓延，大數據發(fā)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。大數據可以幫助分析疫情蔓延高峰期，人員是否存在二次感染等，起到有力的預防作用。通過大數據來控制人員的流向，這是利用大數據的進一步防范。
比如，北京全面停止省際公路交通，這一決定正是建立在大數據分析之上，同時對鐵路也進行了控制。而對于民航、高鐵則沒有進行控制，是因為這兩種方式可以進行嚴密的體溫檢測和出行方向控制。“全部交通阻斷對于經濟社會發(fā)展造成的損失是不可估量的，所以風險和安全之間要盡量找到平衡，而尋找這種平衡的方式就是要依靠精準大數據。”汪玉凱說。
此前，網上流傳的一張照片顯示，某省份運營商嘗試利用大數據畫像來幫助衛(wèi)生部門進行潛在疫情風險定位，其中從武漢漫游到某省、某省漫游到武漢的用戶數一目了然。
在業(yè)內人士看來，基于漫游數據，再結合號碼實名制的身份信息，理論上可以對疫區(qū)漫出人員進行追蹤和防控，進而降低乃至堵截疫情傳播。只要用戶不扔掉手機，不關閉手機，就可以被追蹤到。這里面有用戶隱私保護的問題，運營商自然是配合監(jiān)管部門進行梳理分析，在相關法律法規(guī)框架內對用戶大數據進行利用。
對此，也有評論提到了隱私保護的問題。采訪中，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、亞太網絡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劉德良認為，目前一種錯誤的隱私觀是將個人信息作為個人隱私，結果人人都在說隱私，但每個人在討論隱私時，卻是在不同的語境下進行的討論。
“這就導致了隱私無定論的后果。從法律意義上而言，隱私是由隱私權來保護的。法律在設立權利時一個基本的功能是定分止爭。權利的邊界也是自由的邊界，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，可以不受他人侵犯。同樣，法律在制定權利邊界的時候也應由公眾知悉。法律必須保障權利人和社會公眾的權益。目前隱私權的界定取決于個人，這就不符合法律制定的標準。”劉德良說。
劉德良認為，法律意義上的隱私應該是與社會利益、公共利益沒有直接關系，同時又直接與個人名譽、尊嚴直接相關的這部分個人信息。用個人信息來有效追蹤疫情是為了保護公共利益，并不涉及個人隱私，只有后續(xù)的個人信息濫用行為才會對個人隱私有損害。合理使用并不會對個人造成危害，相反會有利于促進社會安定，有利于社會治理安定。如果將其作為隱私，社會治理將無法進行，還會威脅他人健康。
建立暢通數據通道
提升整體防控能力
疫情面前，沒有人是孤島。相比17年前的SARS，互聯(lián)網尤其是大數據的作用，在本次抗擊疫情的過程中尤為明顯。最新疫情信息、各路專家解疑答惑、社交媒體上的患者求助和認證、多平臺防疫科普直播，以及普通人“網絡一線牽”的守望相助。募集物資、對接需求、講述自己的經歷，大家不再原子化地困在信息黑洞里，而是借由網絡，在虛擬世界獲得幫助、支撐和慰藉，連成一片。
實際上，從肺炎疫情的防控來看，大數據雖然已經在扮演相應角色，但還有很多可待深挖的地方。如果出現(xiàn)下一次疫情，大數據可以做什么，科技又可以做什么，防御疫情大數據還能做些什么？
在汪玉凱看來，加強數據共享是非常迫切的，省市之間、地方和地方之間、企業(yè)和政府之間、國內和國際之間都需要打通數據，圍繞疫情防控共享數據建立暢通的數據通道。將這個通道建起之后，就更能夠提升全國的整體防控能力，不再各自為戰(zhàn)。
同時，汪玉凱還提出，當前我國還沒有出臺個人信息保護法，對個人信息保護的制度和規(guī)范還不夠細化。因此，也有少數個人信息濫用的行為發(fā)生。“在這個非常時期中，第一是利用大數據進行疫情防范，第二也要盡量保護個人隱私。在大數據的使用過程中要最大范圍內考慮到個人隱私，避免對個人信息的濫用。這兩者需要進行權衡，顧全防御大局是首要考慮的。”
“大數據的功能十分強大，在預警、治理、后續(xù)治療等過程中都可以發(fā)揮自身作用。”劉德良認為，從這一次疫情的情況來看，大數據的預警功能沒有得到足夠重視，導致疫情蔓延如此迅速，沒有及時提升社會的警戒意識。
同時，大數據也可以在治理過程中發(fā)揮作用。在當前過程中，透過大數據分析，可以準確分析疫情的蔓延情況，有針對性的進行治理。在后續(xù)治療過程中，大數據也能發(fā)揮自身作用。“我們不能將其功能局限在當前的疫情分析上。大數據甚至還能幫助我們預防未來不可知的疫情。反過來說，當前的立法也要及時更新，積極促進大數據的發(fā)展。”劉德良說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內，數家互聯(lián)網公司通過自己的數據和技術能力，給有關部門提供了大量數據支撐，為傳染源(人員)的篩查、追蹤、控制和隔離作出了巨大貢獻。
但也有評論指出，這樣的數據共享行為是否具備合法性？網絡安全法并沒有給出例外的情形，能靠國家標準《個人信息安全規(guī)范》中關于同意的例外規(guī)定，抵御將來可能的法律糾紛嗎？
“數據共享行為還需要進一步區(qū)分，不能一概而論。在國家危難之際，如果這些數據與防范疫情相關聯(lián)，我認為并沒有違背法律，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舉措。但如果互聯(lián)網公司將這些數據作為營利之圖，進行商業(yè)應用，就不具備合法性。”汪玉凱說。
汪玉凱告訴《法制日報》記者，國家安全法和國家信息安全法也對個人信息安全進行了初步規(guī)定，但還遠遠不夠。在個人信息保護法出臺之前，規(guī)范個人信息還是以網絡信息安全法為準，但其規(guī)定并不細致，有很多模糊地帶。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立法問題也已經納入國家立法規(guī)劃之中。“在正式法律出臺之前，需要利用國家安全法、網絡信息安全法中對于個人信息的保護來進行調節(jié)，但是如果出現(xiàn)了法律條文范圍之外的問題，就要通過行政舉措或者其他措施進行彌補。同時這也在警示我們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(guī)。”
“如果按照傳統(tǒng)的偏執(zhí)的隱私觀念定義，大數據產業(yè)、數據共享行為乃至人工智能行業(yè)都難以發(fā)展。因此，我認為，只要不涉及法律意義上的隱私，則數據共享行為就具備合法性。”劉德良說，法律首先要反映現(xiàn)實，其次還要促進經濟社會的發(fā)展。此次疫情帶給我們的啟示就是需要轉變觀念，樹立正確的隱私觀，摒棄個人信息等同于個人隱私的錯誤觀念。在注重保護法律意義上的隱私的同時，還要防止濫用個人信息，做好后續(xù)防治工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