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滴滴邀請社會各界共同討論是否支持公示車內性騷擾者，并表示將參考討論結果，未來有可能公示性騷擾者。
支持，還是反對？網(wǎng)友各執(zhí)己見。
性騷擾“復雜多樣”
據(jù)滴滴稱，在滴滴平臺上，發(fā)生過醉酒男乘客騷擾女司機的案例；也有男乘客索要女司機微信的情況；還有男司機在接單過程中播放不雅視頻被投訴的案例。
性騷擾方式可謂五花八門。比如，男司機和女乘客聊天時表示自己是醫(yī)生，可以給乘客“把脈”檢查身體情況，乘客同意后司機借“把脈”機會多次觸摸乘客，后經(jīng)警方查實，該司機并非醫(yī)生。
有意思的是，很多情況是醉酒乘客性騷擾司機。2019年12月，滴滴首次對外公布的醉酒乘車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在乘客醉酒乘車類性騷擾投訴中，大部分是言語騷擾投訴。在少量的肢體騷擾投訴中，司機投訴乘客占比87.6%，乘客投訴司機占比12.4%。
滴滴稱，公共交通、職場和校園當前被普遍認為是性騷擾的高發(fā)區(qū)。性騷擾事件不僅破壞公眾安全感，擾亂正常的社會秩序，甚至威脅生命安全，如何預防性騷擾一直是國際難題。“性騷擾事件一經(jīng)核實，不論性騷擾方是乘客還是司機，平臺都將從嚴治理。”
2015年，《中國青年報》對1899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，53.4%的受訪者曾在公交車或地鐵上遭遇性騷擾，51.7%的受訪者遭遇性騷擾時未得到他人幫助。
支持者：不曝光，這些人會越來越猖狂
該項討論發(fā)起后，不少網(wǎng)友表示支持，截至5月12日11時，有近40萬人閱讀了相關內容，近4萬人留言表達觀點。其中89%的人對此表示支持，認為該公示車內性騷擾者。
不少網(wǎng)友認為，“公示性騷擾者有震懾作用，降低發(fā)生率”；“讓車內性騷擾者無處遁形”；“可以加強司機和乘客的防范意識”。
“我覺得性騷擾者不僅僅要公示，還要納入征信系統(tǒng)和公安系統(tǒng)備案。”“必須支持，不曝出來，這些人會越來越猖狂。”
還有一種情況是無形的性騷擾。有網(wǎng)友表示，平時司機師傅私下談論的話題很多已經(jīng)構成對異性的騷擾，只是自己不覺得而已，專心開車才是司機師傅的最佳選擇。
有網(wǎng)友講出自己的經(jīng)歷，“車上司機一直在講黃色笑話，嚇得我也不敢動，一句話不敢說。”
反對者：泄露個人隱私，滴滴無執(zhí)法權
還有一部分人認為，雖然“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”，公示可以起到防范作用，但是涉及到隱私內容，還是需要謹慎。
“滴滴不是執(zhí)法部門，直接公示個人信息并不恰當。”“性騷擾定性很難把握尺度，容易小題大做。”“是否構成性騷擾不能憑一面之詞，要有證據(jù)才行，權利一旦被濫用，后果不堪設想。”
還有網(wǎng)友認為，不可以公示，要以法律進行懲罰；如果只公示，不懲罰，責任太輕，沒有威懾力。
有一些網(wǎng)友觀點較中立，“想問一下，女司機騷擾男乘客，女乘客騷擾男司機怎么算？”“建議僅僅公布法律法規(guī)允許、警方立案的性騷擾者。”
有意思的是，一部分網(wǎng)友認為，“司機性騷擾乘客該被公示，乘客性騷擾司機不公示。”有網(wǎng)友馬上對此反駁，“竟然有人選‘只公示司機，不公示乘客’，選這個選項的人，內心是有多么齷齪，吐了。”
專家觀點
——平臺定性并公示會侵害個人隱私，是違法行為
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、北京市法學會電子商務法治研究會副會長朱巍接受中新網(wǎng)記者采訪時稱，“我不贊同公開，制止性騷擾和公布性騷擾者名單是兩碼事。”
朱巍稱，作為網(wǎng)約車平臺，處罰的權利是有的，比如解雇司機等；但直接公示性騷擾者，滴滴沒有這個權利。
“而且如何判定是不是性騷擾？平臺并不能判定，最好還是保存證據(jù)，做好預防和報警。如果滴滴直接定性這個行為并公示，這樣做的話是一個違法行為，導致侵害個人隱私。”朱巍稱。
——公示有震懾作用，應當遵循比例原則
北京志霖律師事務所副主任、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(chǎn)權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趙占領接受中新網(wǎng)記者采訪時稱，這涉及到一個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議的話題，即犯罪嫌疑人的隱私權和公眾的知情權之間如何平衡。
“如果行為人達不到涉嫌犯罪的程度，僅可能是一般的違法行為，例如男乘客索要女司機微信而沒有其他行為，如公示其信息可能有悖‘比例原則’。”
“如果行為人并未涉嫌刑事犯罪，只是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，且已被公安機關給予警告、罰款或拘留等治安管理處罰，則可有限度地公示其個人信息。”
“如果行為人連治安管理處罰法都沒有違反，可能只是屬于‘行為不當’，情節(jié)顯著輕微，這種情況下完全不宜公示其個人信息。”
趙占領還表示，公示車內性騷擾者的信息確有積極意義，既是對行為者的懲罰，也是對他人的震懾。但是，公示行為應當謹慎為之，應當避免有罪推定，遵循比例原則，尊重行為人的隱私權等合法權益。
支持，還是反對？網(wǎng)友各執(zhí)己見。
性騷擾“復雜多樣”
據(jù)滴滴稱，在滴滴平臺上，發(fā)生過醉酒男乘客騷擾女司機的案例；也有男乘客索要女司機微信的情況；還有男司機在接單過程中播放不雅視頻被投訴的案例。
性騷擾方式可謂五花八門。比如，男司機和女乘客聊天時表示自己是醫(yī)生，可以給乘客“把脈”檢查身體情況，乘客同意后司機借“把脈”機會多次觸摸乘客，后經(jīng)警方查實，該司機并非醫(yī)生。
有意思的是，很多情況是醉酒乘客性騷擾司機。2019年12月，滴滴首次對外公布的醉酒乘車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在乘客醉酒乘車類性騷擾投訴中，大部分是言語騷擾投訴。在少量的肢體騷擾投訴中，司機投訴乘客占比87.6%，乘客投訴司機占比12.4%。
滴滴稱，公共交通、職場和校園當前被普遍認為是性騷擾的高發(fā)區(qū)。性騷擾事件不僅破壞公眾安全感，擾亂正常的社會秩序，甚至威脅生命安全，如何預防性騷擾一直是國際難題。“性騷擾事件一經(jīng)核實，不論性騷擾方是乘客還是司機，平臺都將從嚴治理。”
2015年，《中國青年報》對1899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，53.4%的受訪者曾在公交車或地鐵上遭遇性騷擾，51.7%的受訪者遭遇性騷擾時未得到他人幫助。
支持者：不曝光，這些人會越來越猖狂
該項討論發(fā)起后，不少網(wǎng)友表示支持，截至5月12日11時，有近40萬人閱讀了相關內容，近4萬人留言表達觀點。其中89%的人對此表示支持，認為該公示車內性騷擾者。
不少網(wǎng)友認為，“公示性騷擾者有震懾作用，降低發(fā)生率”；“讓車內性騷擾者無處遁形”；“可以加強司機和乘客的防范意識”。
“我覺得性騷擾者不僅僅要公示，還要納入征信系統(tǒng)和公安系統(tǒng)備案。”“必須支持，不曝出來，這些人會越來越猖狂。”
還有一種情況是無形的性騷擾。有網(wǎng)友表示，平時司機師傅私下談論的話題很多已經(jīng)構成對異性的騷擾，只是自己不覺得而已，專心開車才是司機師傅的最佳選擇。
有網(wǎng)友講出自己的經(jīng)歷，“車上司機一直在講黃色笑話，嚇得我也不敢動，一句話不敢說。”
反對者：泄露個人隱私，滴滴無執(zhí)法權
還有一部分人認為，雖然“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”，公示可以起到防范作用，但是涉及到隱私內容，還是需要謹慎。
“滴滴不是執(zhí)法部門，直接公示個人信息并不恰當。”“性騷擾定性很難把握尺度，容易小題大做。”“是否構成性騷擾不能憑一面之詞，要有證據(jù)才行，權利一旦被濫用，后果不堪設想。”
還有網(wǎng)友認為，不可以公示，要以法律進行懲罰；如果只公示，不懲罰，責任太輕，沒有威懾力。
有一些網(wǎng)友觀點較中立，“想問一下，女司機騷擾男乘客，女乘客騷擾男司機怎么算？”“建議僅僅公布法律法規(guī)允許、警方立案的性騷擾者。”
有意思的是，一部分網(wǎng)友認為，“司機性騷擾乘客該被公示，乘客性騷擾司機不公示。”有網(wǎng)友馬上對此反駁，“竟然有人選‘只公示司機，不公示乘客’，選這個選項的人，內心是有多么齷齪，吐了。”
專家觀點
——平臺定性并公示會侵害個人隱私，是違法行為
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、北京市法學會電子商務法治研究會副會長朱巍接受中新網(wǎng)記者采訪時稱，“我不贊同公開，制止性騷擾和公布性騷擾者名單是兩碼事。”
朱巍稱，作為網(wǎng)約車平臺，處罰的權利是有的，比如解雇司機等；但直接公示性騷擾者，滴滴沒有這個權利。
“而且如何判定是不是性騷擾？平臺并不能判定，最好還是保存證據(jù)，做好預防和報警。如果滴滴直接定性這個行為并公示，這樣做的話是一個違法行為，導致侵害個人隱私。”朱巍稱。
——公示有震懾作用，應當遵循比例原則
北京志霖律師事務所副主任、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(chǎn)權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趙占領接受中新網(wǎng)記者采訪時稱，這涉及到一個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議的話題，即犯罪嫌疑人的隱私權和公眾的知情權之間如何平衡。
“如果行為人達不到涉嫌犯罪的程度，僅可能是一般的違法行為，例如男乘客索要女司機微信而沒有其他行為，如公示其信息可能有悖‘比例原則’。”
“如果行為人并未涉嫌刑事犯罪，只是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，且已被公安機關給予警告、罰款或拘留等治安管理處罰，則可有限度地公示其個人信息。”
“如果行為人連治安管理處罰法都沒有違反，可能只是屬于‘行為不當’，情節(jié)顯著輕微，這種情況下完全不宜公示其個人信息。”
趙占領還表示，公示車內性騷擾者的信息確有積極意義，既是對行為者的懲罰，也是對他人的震懾。但是，公示行為應當謹慎為之，應當避免有罪推定，遵循比例原則，尊重行為人的隱私權等合法權益。
